中国人非常讲究尊师重道，早在教师节还没确定之前，我们就懂得尊敬老师。这点早在孔子跟他的七十二门徒的相处当中就显而易见。但是要是说的尊师重道的典故，最出名的当属“程门立雪”了。

成语“程门立雪”是出自《宋史》，据《宋史·列传第一百八十七》记载：“游酢、杨时见程颐于洛，时盖年四十矣。一日见颐，颐偶瞑坐，时与游酢侍立不去，颐既觉，则门外雪深一尺矣”。

简单地说就是：在北宋时期，有这么一个学者叫程颐的，有一天他的两位徒弟前来拜访。此时程颐正好在休息，他的两位徒弟见状站在一旁等待老师。待到程颐醒后，发现门外雪已经下了一尺深。从此便留下了这“程门立雪”的美名。

程颐之所以能够得到两位徒弟的尊敬，除了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思想以外，跟他们一门的门风也是分不开的。程颐来自官宦世家，先辈多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，且为官清廉，素有好评，家风颇正。虽然出身于官宦人家，但是程颐对仕途却没有多大的兴趣，跟他的哥哥程颢一样，程颐的兴趣也在于学问的研究上。

为了培养他们兄弟，程家特意请来当时的著名学者周敦颐进行教育。周敦颐，相信很多人都认识，我们所熟知的《爱莲说》就是出自周敦颐之手。除了在文学的有所造诣之外，周敦颐在哲学上的成就更高。宋朝时期的理学，最早就是周敦颐提出来的，可以说周敦颐是理学的鼻祖。

在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中，“诚”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，他主张人只有克服品性上的种种缺陷，达到“至诚”的境界，才能实现修养上的至高至善，成为“至圣人”。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程氏兄弟，将二程引入了理学的殿堂当中。

在周敦颐的传授之下，二程（特别是程颐）在学术上有了明显的提升。年纪轻轻的程颐更是在京城开始收徒开学，颇有几分大师的风范。从此讲学立说成为了程颐一生的事业，在恩师周敦颐的影响之下，“诚”也成为了他思想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。少年之时，程颐便提出了“君子之学，必先明诸心，知所养，然而力行求至，所谓自明而诚也，故学必尽其心。尽其心，则知其性，反而诚之，圣人也”如此深度的理念。

长时间的授徒讲学让程颐成为天下学子心目中的贤师，俊杰才子纷纷从四方慕名来投。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吕大临、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四人了，特别是杨时、游酢更是留下了“程门立雪”的美名。

其实“程门立雪”前，杨时跟游酢还不算程颐的徒弟，二人当时是来拜师的。程颐也正是看到二人的真诚之后，才收二人为徒。二人成为程颐徒弟之后，也不负师恩，继承了程颐“至诚”的理念。而且这种“至诚”理念不仅仅是表现在他们的学说上，也表现在他们的为官上。

比如杨时，在程颐门下学成之后，他曾到浙江为官，遇上奸臣蔡京借口“便民”，大肆为其母筑坟圈地。他没有学其他官员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地自欺欺人，而是不惧蔡京淫威，坚决予以抵制，使其诡计不能得逞。

同时对于蔡京等人搞出来的“花石纲”，他更是深恶痛绝，多次上书朝廷，请求轻徭薄税，罢花石之征，体恤天下苍生疾苦。在调入中央之后，他根据自己在民间的所见所闻，连连上书，要求减轻百姓负担，打击贪官污吏。在金国大举入侵之时，他又是坚定的抗战派。

可惜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官场腐朽。靖康之耻后，面对着国破山“何在”的局面，杨时只得辞官专心致志著述讲学。宋室南迁之后，北方很多事物、思想也随着南迁。杨时南归后，被东南学者奉为“程氏正宗”。同时杨时早些年也培养了喻樗、罗从彦、李侗等一大批知名学者。

这些学者共同传承了二程、杨时乃至周敦颐的思想，延续了“程氏理学”的发展。特别是李侗还是大名鼎鼎的理学大师、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师傅。

这样算下来杨时算是朱熹的师祖，而程颐算是他的太师祖，也难怪后人会将“程朱理学”合在一起说，因为本来就是师承一脉的，当然是有很多共同之处。